12月21日，宁波“小洛熙”医疗纠纷引发关注。5月龄女婴术后离世，家属质疑手术合理性。宁波市卫健委称正进行医疗事故鉴定，将依结果处理责任医师。医院、医生、律师和社工从各自角度发表看法，指出医院“沉默”是为完成举证和鉴定，尸检报告是关键依据，医疗鉴定报告是处理纠纷最关键证据，社工介入可给予心理支持并引导舆论。

　　每经记者|林姿辰  陈星    每经编辑|陈俊杰    

　　2025年的冬至（12月21日），上百万网友等待着宁波“小洛熙”医疗纠纷的后续——两天前的晚上，“小洛熙爸爸”在社交媒体上再度发文，质疑其5月龄女儿手术的合理性和规范性。

　　20日，该博文被公众人物转发，在网络上引发大量评论；同日下午5点许，宁波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媒体采访，称正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后续程序，尸检报告将予以考量，后续将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果对涉事责任医师作出处理；当晚9点后，多家媒体报道医院就患儿部分尸检报告发布情况说明，但一个小时后，许多人发现“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”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文章已不见踪影。

　　12月21日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拨打了宁波市卫健委的公开及24小时值班热线，并联系了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宣传科，但上述电话均无人接听。

　　这次医疗事件的真相是什么？责任如何厘定？又是谁说了算？12月21日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采访了医院管理人员、资深临床医生、医疗纠纷律师和社工服务组织，还原出一条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的规范路径。

　　医院管理人士：我“理解”医院的沉默

　　2025年11月14日，宁波5月龄早产儿“小洛熙”在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接受心脏房间隔缺损手术后离世。
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“小洛熙”的母亲邓女士自述宝宝是早产儿，患有心脏房间隔缺损，经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检查后决定手术。其上传的病例显示，11月14日患儿在全麻下进行手术，病情评估为病危，有合并症。然而，在经历长达7个多小时的“成功手术”后，“小洛熙”却在重症监护室抢救无效死亡。

　　据邓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，今年11月，“小洛熙”被查出房间隔缺损，有两处继发孔型，一处约3毫米，一处约7毫米。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心脏科主任医师陈某贤彼时称，孩子的情况符合手术指征，如果不进行手术治疗，可能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，甚至造成脑瘫，且这种手术属于心脏手术中“入门级”的微创手术，几乎没有风险。

　　但这场原定2个半到3小时的手术，最终进行了7小时10分钟，并以“小洛熙”离世告终。此后，“小洛熙”家属陆续在社交平台发文。

　　11月17日，宁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，已创建专项调查组，对该起医疗纠纷事件展开全面彻查。

　　12月14日，宁波市卫健委发布官方情况通报，明确该医疗团队在诊疗过程中存在风险评估不足、手术操作过失、术中突发情况告知不及时等问题。依据调查结果，涉事主刀医师陈某贤、麻醉科主任等相关责任人员已被免职，医院分管副院长受撤职处分，医院党委书记受警告处分，院长被记大过处分。

　　但近期，该事件再度引发关注。19日，邓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“小洛熙”尸检报告，其中提到“右侧第3至4肋间见长6.5cm的横行手术创口，未缝合”“心包右侧见长5.0cm的未缝合手术切口”“冠状窦口可见，但未见异常”“房间隔缺损大小为1.0cmX0.9cm”。

　　对于房间隔缺损大小问题，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在20日进行了回应。医院方在微信公众号中称，尸检报告显示：“房间隔缺损大小为1.0cm×0.9cm”，而不是患方所说的0.3cm。在尸检时，患儿的心脏处于停止状态，较生前充满血及跳动时有大幅度缩小。1cm左右的房间隔缺损对于5个月患儿的生长发育存在较大的影响。

　　但随后，该声明又立即删除。

　　12月20日下午5点许，宁波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称，该尸检报告由医院、患儿家属、卫健委三方共同委托相关组织出具，现在尸检工作已结束，正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后续程序，尸检报告将予以考量，后续将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果对涉事责任医师作出处理。

　　但这一回应很快淹没在舆论之中。

　　不过，作为中国医院协会原副秘书长，庄一强暂时保持观望态度。他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“大量医患矛盾的根源是沟通障碍。”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也注意到，医疗纠纷发生后，医院通常会有一段时间的“沉默”。这种沉默是否有依据和必要性？医院内部会召开哪些工作，导致其无法及时对外发声？

　　12月21日，庄一强接受了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采访。他表示，这与法律规定和后续鉴定程序的需要有关。普通民事纠纷遵循“谁主张谁举证”，但医疗纠纷因技术复杂、患方缺乏专业知识，当存在推定医疗组织存在过错的三种情况时，患方无需自行举证，而由医方拿出证据证明自身无过错。这就要求医院方面相关人员花费时间整理病历、手术记录等各类材料，完成“自证清白”的举证工作，这段时间内院方无法仓促对外发声。

　　不可回避的是，从医院的立场出发，存在开脱责任的可能性。如果医方的举证材料缺乏说服力，卫生行政部门会联合地方医学会，组织其他医院的同领域专家，对病例进行重新核查认证，也就是医疗事故鉴定。由于鉴定过程需要严谨审核、集体研判，必然耗费一定时间。

　　“因此，很多时候医院的‘沉默’并非逃避，而是为了完成举证和鉴定这两项关键工作，确保处理结果的专业性和合法性。”庄一强说。

　　尸检报告引发争议 临床医生：该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下场了

　　12月21日，一位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告诉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，出现类似医疗事故或纠纷时，尸检报告是最关键的判断依据。

　　他表示，“顺利获得尸检第一时间认定患者病症、体征及死亡原因。顺利获得尸检结果，判断是否采取了不当治疗措施，再推导是否由于诊断错误导致了治疗错误。现在，从“小洛熙”家属公布的尸检报告来看，涉事医生应该不能判定为诊断完全错误，而是存在诊断偏差或风险预估不准确”。

　　谈到应该由谁进行尸体检验时，该医生谈到，有权进行尸检的组织和人员主要分为两类：处理医疗纠纷的临床病理组织，通常是卫生行政部门批准、具备独立病理解剖能力的病理科或医学院校；以及处理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的司法鉴定组织，如公安、检察院的法医等。但他强调，在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中，往往是“家属同意、医院委托”的原则，如果家属对医院单方面委托的组织不信任，可以尝试协商后共同委托。

　　除尸检报告外，医疗组织也应该持续给予患者病历资料、手术记录、主要医疗人员资质及手术室影像记录等资料以配合调查。但他也提到，“因为患者隐私保护及实际操作等原因，手术室的视频资料往往只作大环境的监控，难以看到手术中操作的细节或患者死亡的具体原因”。

　　而如果出现“小洛熙”事件中“尸检报告公布后，双方仍有争议或分歧”的情况，可以顺利获得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一步分析事件原因和责任归属。一般而言，医疗组织所在地都会设立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，该委员会备有医疗专家库，当发生类似事件时，会抽调单数的各医疗组织相关专家等，经审阅事故资料及探讨、投票后，明确结论并告知涉事医院及患者家属等。“如果对判定结果仍有异议，则可以申请省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再进一步讨论。如果委员会认为医疗组织或医务人员负有责任，具体责任划分和赔偿等则将经由司法机关确认。”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提到，在医疗事故中，往往分为“技术事故”和“责任事故”。其中，责任事故或可能涉及刑事犯罪，而技术事故主观上无严重过失，但客观上能力不足。“如果因为手术指征判断失误，造成非必要手术的发生，往往称之为技术事故。”

　　法院已经受理患儿家属诉讼 医疗纠纷律师：我在等医疗鉴定报告

　　12月12日，法院已经受理患儿家属提出的诉讼。对此，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真告诉记者，一般来说，医疗纠纷的常见的处理结果有两种，一是在第三方主持调解下，医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；二是双方调解无果，最终顺利获得法院出具法律文书解决。

　　现在看来，“小洛熙”的父母选择了第二条路，希望顺利获得法律获取一个真相。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争议解决律师，李真坦言自己看待“小洛熙”事件的态度比较冷静，“同行的普遍态度也是等待医疗鉴定结果，而不是过早站队或评判”。

　　李真告诉记者，医疗事故纠纷的本质是人身侵权案件，与普通侵权纠纷相比，其核心特殊性在于专业性极强，需依赖专业医疗鉴定报告认定关键事实。医疗鉴定报告是处理医疗纠纷的最关键证据，往往直接决定事实认定和法律诉讼的结果，而一份医疗鉴定报告的出具，需要由诊断证明、医疗材料、医患沟通记录、院方出具的说明或答复等丰富材料支撑。

　　据李真介绍，一份医疗鉴定报告能明确几个关键问题，即医生操作是否违规、是否存在过错；患者身体受损与医生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；医生的责任程度；若构成医疗事故，其等级如何界定等。由于大部分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，难以分辨医疗行为的合理性，许多过早发表的言论并不妥当。

　　李真表示，医疗纠纷的参与主体包括卫生行政部门、院方、患者方、专业鉴定组织（有资质的医疗鉴定组织或相关专家），四方需各司其职。从流程上看，患者第一时间要求院方就纠纷问题作出初步回应和解答；若对院方答复不满意，卫生行政部门会介入，组织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无果时，需委托第三方专业鉴定组织出具鉴定报告；无论患者是否认可卫健委委托的鉴定结果，均可自行委托鉴定，或向法院提起诉讼（多为民事诉讼），上文提到的医疗鉴定报告，就是法院审理时的关键证据。

　　“在这个过程中，律师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可以协助当事人维权、明确责任与赔偿主张。但在鉴定结果出具前，很难作出实质性评判，需基于事实和法律给予客观意见。”李真说。

　　谁来补救“小洛熙”的家庭创伤 社工服务组织：这个缺失的角色很重要

　　每个医疗纠纷的情节有所不同，但各方都是输家。庄一强感慨，家属失去幼儿的痛苦是真实的，情绪化表达符合人性，应予以共情；医院顺利获得卫健委通报承认过错，接受相应处分，也应得到认可；媒体可以向公众科普举证倒置、医疗事故鉴定等核心程序，让公众理解事件处理的复杂性和严谨性，减少情绪化、非理性的舆论对抗。但其中，社工的角色是缺失的。

　　由孙文军创办的递爱之家，是国内最大的肿瘤病友社群和专业的院外医务社工服务组织，其工作内容之一是为近两万个肿瘤等大病家庭给予患者教育、心理支持、社会资源链接等公益服务。

　　12月21日，孙文军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医务社工有专业的工作方法，针对医疗纠纷事件能做不少事，包括给予心理支持，帮助家属缓解情绪；协助处理后续事宜，比如孩子的葬礼安排等相关事务；如果事件中确实存在问题，社工可以帮忙对接相关资源、推进维权流程。

　　“在‘小洛熙’事件中，现在来看都是家长自己奔波维权，当他们无力感很强时，只能在社交媒体求助，导致事情被放大，如果社工参与其中，不仅可以为案主给予维权支持和心理疏导，还可以在事件上升为社会事件时，参与社会舆论引导。”他谈道。

　　据记者分析，现在很多一线城市的公立三甲以上医院被要求配备社工，设有社工部。但孙文军指出，在医疗纠纷事件中，医院的社工因为隶属于医院方，介入角度容易不被案主和服务对象接受，其客观性、独立性会受到质疑，这时候第三方社工介入会更好。

　　孙文军还提醒，国内社工体系建设起步较晚，未来开展仍面临两大挑战：一是政策关注和资金支持——社会工作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政府付费，所以要开展这个行业、发挥其服务作用，还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；二是角色定位问题——社工到底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，还是基层治理的主要角色？这涉及到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定位问题，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。

　　封面图片来源：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-VCG211322973159

责任编辑：刘德宾